口述历史 | 在贵州卫生发展史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二)

发布时间：2021-04-01    来源 ：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   作者：佚名  

　　

　　二、国民政府治理下的贵州卫生工作

　　民国初期，国民政府没有设置专门的卫生机构，成立民政机构以后，警务及卫生皆由民政部门管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北京、南京相继成立国医馆，次年(1937年)一月在贵阳双槐路成立了贵州国医馆。这是民国时期贵州省唯一的公立中医机构，接受国医馆及贵州省政府的双重领导。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贵州成立卫生委员会，从事发动全省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负责全省卫生事业之设计及推行工作，是省政府的卫生行政主管机关。这时贵州才开始有了专门执掌卫生事业建设和管理卫生工作的机构。当时，贵州省卫生委员会提出保障全民健康、推行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制度的目标，着手建立卫生防病组织，开展防疫、妇婴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等，并成立抗疟机构，先后对盘江、麻阳江、都柳江流域沿线的县开展疟疾调查工作，但这些防疫工作因经费拮据，政府管理能力有限，收效甚微。贵州境内的烈性、急性传染病发病率极高，并时有暴发流行，严重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在农村，每到疟疾流行的季节，重病区里村寨难见炊烟起，家家都有卧床人。当时，有一首民谣“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成为了贵州农村无医无药的真实写照。由于疟疾（瘴疠）流行严重，贵州被世人称为“瘴疠之区”。除了疟疾以外，其他疾病的流行也十分严重，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贵州境内发生较大的的疫病流行计有139次，平均每4至5年即有一次较大的疫病流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贵阳霍乱流行，发病1252人，死亡竟多至630人，病死率高达50.32%。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月至9月，贵阳市、玉屏、平坝、安顺、修文、关岭、平塘、丹寨、威宁、惠水、都匀、普定、盘县、兴仁、清镇、三都等30个县暴发疫病，霍乱流行，发病者多达2793人，死亡863人，死亡率超过30%。在当年贵州临时参议会第六次大会的记录中，有一段关于疫病情况的记载：“霍乱、疟疾在本省向颇流行。麻风霍乱并未发现，唯疟疾则危害甚大，东南与北部各地流行甚剧，而以东南为最，流行区域共达27县，总人口共有250万人，而传染者竟达30%，约计75万人，并有相当人数传染恶性疟疾，故死亡率颇高，每10人中即可死亡1人。”

　　在疫病的危害下，人民健康水平十分低下，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解放前夕，贵州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仅有34岁，婴儿死亡率竟高达20.3%，在贞丰等地流传着“只见娘怀胎、不见儿上街”的悲惨民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清末民初，贵州的中医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但是，正值贵州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议案中采取限期登记、考试考核等制约中医发展的措施，以期实现消灭中医的目的。这议案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反对，各省、市中医药界纷纷选派代表组成请愿团，赴京请愿，抗议示威。贵州安顺中医罗俊儒、吴贞林二人自费赴南京参加了这一活动。在中医药人员的抗议以及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迫使国民政府撤销了这一议案。但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时，立法院又拟定《国医条例(草案)》，条例中仍保留有限制中医发展的六项条款。随后贵州省政府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制发了《中医检定委员会大纲》，省民厅制发《管理中医的规定》，并颁布实施。在限期登记、考试考核中，相当数量的中医药人员被判为不合格。省会贵阳检定已登记的中医药人员120余人，合格者仅5人；遵义及各县有中医400余人，考核检定结果仅有17人合格。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贵阳市中医师公会会员登记时，共有开业的中医108人，次年贵阳市卫生局调查时，全市开业的中医只有88人了。可见，贵州的中医事业在艰难的境地中挣扎前进，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此时，一些有志于祖国医学事业和立志为人民解除疾苦的青年或投明师或钻研医籍，成为习医典范。民国二十年(1931年)袁家玑考入华北国医学院研习中医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毕业后返回贵阳报效家乡父老乡亲，终于成为贵州著名的中医师。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医庹俊生在贵阳盐行路设立卫生诊所，并于八月主编《中医旬刊》刊载于《贵州革命日报》副刊上，定期发行，共刊出20余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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